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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知了与资本权力化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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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8-05 2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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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传统玩具“竹知了”意外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场的焦点。起因是部分网友将竹知了转动时发出的“哇哇”声，与华为新品发布会上此起彼伏的惊叹声联系起来，制作了一系列调侃视频。然而，华为随后以“损害企业及企业家公众形象”“侵害企业及企业家名誉权”为由，向多个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发起大规模投诉，导致大量相关视频被删除，不少与事件并无直接关联的账号也受到波及。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网络玩梗，却因为企业的强力维权迅速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公共舆论事件。随着事件持续发酵，“竹知了”不仅没有因为投诉而淡出公众视野，反而迅速爆火，大量网友争相购买这种传统玩具，并模仿拍摄同款视频，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回应这场风波。
竹知了本是一种流传多年的竹制民间玩具，外形酷似夏日常见的知了，转动时会发出连续不断的鸣叫声。近年来，“华为发布会，听取哇声一片”早已成为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的一个网络梗，每当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介绍新产品、新技术或公布价格时，现场观众频繁而夸张的惊叹声，总会被网友剪辑成各种二次创作视频。有网友发现，竹知了发出的“哇哇”声与发布会现场的效果颇为相似，便模仿余承东惯用的话术，配上“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遥遥领先”等文案进行戏仿。这种典型的网络二次创作，原本不过是互联网日常娱乐文化的一部分。
让舆论持续升温的，并不是这些视频本身，而是事件后续的发展方向。除了企业以维护商誉为由发起集中投诉之外，官方舆论也迅速介入，将原本属于网友自发调侃的网络文化现象，逐渐描述为针对民族企业的有组织舆论攻击。一些评论甚至进一步将事件与所谓“西方势力”“境外势力”“颜色革命”等政治叙事联系起来，认为这并不是普通网友的娱乐行为，而是一场借网络亚文化恶意攻击中国科技企业的舆论行动。至此，一件原本只涉及网络玩梗的普通事件，被不断赋予超出其本身的政治含义，也因此成为整个中国舆论场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近年来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形。2025年底，山东威海西初家村书记冯玉宽为了帮助村民销售地里出产的小米，模仿雷军举行产品发布会，以直播方式推广当地农产品。视频发布后，小米公司法务团队以“关联雷氏营销”“丑化企业及高管形象”等理由向平台发起投诉，相关助农视频很快被集中下架，涉事账号一度受到平台限制，最终当事人不得不公开道歉。
无论是竹知了事件，还是“小米助农”事件，它们虽然发生在不同时间，涉及不同企业，却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运行逻辑，企业首先将原本属于公众戏仿、评论甚至助农宣传的行为，上升为侵犯商誉的问题；随后借助平台规则和法务体系迅速完成内容清理；而普通个体由于缺乏与大型企业相匹配的法律资源、传播能力和制度支持，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删除、封禁乃至公开道歉的结果。它所显示的是中国的大型资本已经不仅拥有市场资源，还能够获得越来越强的权力支持此当代中国权力与资本的新型官商关系。
随着中共越来越借助中国大型企业推动产业政策、塑造国家形象并参与社会治理，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逐渐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它们不仅创造财富、提供就业，也越来越深地嵌入中共的国家战略、舆论控制和公共管理之中。当商业利益开始与政治目标相互绑定，企业商誉不断被赋予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品牌乃至维护国家形象的政治含义时，企业所拥有的便不再只是市场竞争优势，而是能够调动中共的制度资源的特殊能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竹知了事件，还是“小米助农”事件，都成为观察当下中国权力与资本关系的一扇窗口。
一家企业没有删帖权，没有封号权，没有行政处罚权，更没有跨省抓捕的权力。它之所以能够让成千上万条内容在短时间内消失，能够让平台迅速完成内容清理，能够让宣传系统同步定调，甚至能够让公安、网信、法院形成事实上的协同行动，并不是因为它拥有这些权力，而是因为今天的中国，资本已经越来越深地嵌入权力体系，企业利益成为所谓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大型企业越来越有底气，把原本属于市场竞争、公众评论甚至网络戏谑的问题，上升为国家机器介入解决。
在习近平时代的过去十余年，中共不断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强调“新型举国体制”，国家安全的概念不断扩张，经济、科技、金融、数据、文化乃至舆论，都被纳入所谓国家安全的范畴。当国家安全成为压倒性的政治目标之后，企业便不再只是创造利润的市场主体，而被赋予了科技突围、产业升级、国际竞争、民族复兴等越来越浓厚的政治使命。国家需要企业，不再仅仅因为它能够创造财富，而是因为它能够承载国家战略；企业依附权力，也不再仅仅因为它能够获得政策优惠，而是因为只有获得权力认可，才能在越来越依赖行政资源配置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
资本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中共权力提供制度保障，而中共权力又越来越需要资本承载产业政策、财政增长和国家叙事时，针对企业的批评便被阐释为影响营商环境、抹黑民族企业，甚至进一步被纳入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话语之中。在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企业名誉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明确要“靶向”保护企业名誉权。中央网信办也启动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整治涉企网络“黑嘴”。
在权力与资本越来越融为一体的大背景下，这些企业、商人虽然本身没有执法权，但他们通过利益输送、政治捆绑，让掌握公权力的权贵产生“损害商誉就是损害政府权威、财政”的共识，动用国家机器洗地，官方随时通过封杀、查禁，甚至动用“寻衅滋事”或跨省抓捕等行政司法强力，帮助企业压制、消灭民间批评或冲突。
在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官商关系其实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地方政府依赖资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地方财政高度依赖招商引资，企业进入地方，政府提供土地、税收和政策，双方形成的是典型的发展联盟。那时政府需要企业创造GDP、提供就业、增加税收，企业则需要政府提供制度便利。双方虽然利益交换虽然普遍存在，却仍然停留在经济层面。
第二个阶段，则是资本开始依赖权力。随着房地产、互联网、平台经济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真正决定市场格局的，不再是产品、技术和消费者，而是牌照、审批、融资、土地、监管乃至舆论。谁能够更接近权力，谁就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于是大量资本开始主动寻求政治资源，企业越来越主动进入中共的国家战略。
而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中国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权力与资本开始真正融为一体。这种融合，并不是简单的官商勾结，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钱交易，而是整个制度性的利益共同体。大型企业承担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国际竞争等国家战略；国家则为这些企业提供市场保护、政策倾斜、金融支持乃至舆论护航。企业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而国家机器也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部分。
过去，一个企业最大的护城河，是技术，产品，品牌。而习近平时代，企业最大的护城河，已经变成了政治。只要国家机器愿意替它删帖、封号、维稳，那么市场上的批评，舆论上的争议，完全被行政力量消灭。这个时候企业便已经脱离现代企业的范畴，是拥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利益集团。
所以，今天中国的大型企业所追求的，却已经不是消费者认可，而是政治认可。它们希望获得的是不仅不能批评，而且不能质疑不能戏仿的特殊身份。企业商誉被不断政治化，企业形象便不再属于企业，而成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批评企业就被阐释为抹黑民族品牌，讽刺企业也就被上升为攻击国家科技。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网友的一个玩具、一段视频、一次模仿，被上升成所谓“境外势力操纵舆论”“有组织抹黑中国创新”。
这才是竹知了事件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它展示的，并不是一家企业法务部门有多么厉害，而是权力与资本相互强化的循环。资本不再满足于赚钱，而开始要求舆论服从，要求整个社会认可它、赞美它、维护它。而专制权力也乐于满足这种要求。
所以，今天中国所呈现的现实已经不是“官商勾结”这个旧词所能形容的，这已经是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此一新型的政治经济结构。资本获得了权力的外衣，权力获得了资本的面孔，它们彼此借力、彼此增益，共同塑造出一个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企业借助国家机器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也借助企业完成政治目标，而真正失去力量的，则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本的公众。
由此，竹知了事件并不是一个关于玩具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关于企业商誉的故事。竹知了发出的“哇哇”声，真正刺耳的，并不是它像不像华为的发布会，而是它碰到了一个权力不能被戏谑、资本不能被质疑，而公众连笑声都需要承担代价的时代。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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